2019年1月12日，中共地化所环境支部20余名党员远赴具有“伟大历史转折”之称的贵州黎平会议会址参观学习。党员同志们一大早赶往贵阳北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动车车程到达从江站，马不停蹄地乘坐大巴赶往黎平县进行参观学习。党员们首先参观了黎平会议纪念馆，认真听取了管员精彩的介绍和讲解，并不时发问，随后步行前往会议旧址，亲临感受当初的会议气氛和场景，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将观众的思绪带入到了八十多年前的长征初期那种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令人无不感叹。  

本次参观学习活动还吸引了实验室数位非党派人士参加，在一整天的参观学习活动中，大家不仅坦诚交流了黎平会议精神给大家的启示，还联系上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该活动不仅提高了大家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同时也给同事们提供了一次交流的难得机会。  

黎平会议会址在黎平县城的二郎坡，它是晚清修建的民居建筑，两端有高大的封火墙，房屋面宽五间。正中有一座门楼，两边为铺面，当年是胡荣顺商号。走进门楼，里面是一个大院，有9个大小不同的天井，建筑面积近800平方米。1934年底，中央红军由湖南通道进入贵州，占领黎平后，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这是红军离开江西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紧要关头改变红军的战略方针，变被动为主动，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这所普通的民房，因“黎平会议”而成为重要革命文物，1982年被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当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调动50万兵力进行第五次“围剿”，采取“堡垒”战术，步步推进。那时“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上风，博古（秦邦宪）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的支持下，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无视一、二、三、四次“围剿”的成功经验，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方针，与敌人拼实力、拼消耗，致使红军遭到巨大损失，根据地日益缩小。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湘赣边区突围，转移到黔东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合。10月，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湘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十送红军》表达的就是红军撤离时的动人情景。在大撤退大转移的过程中，博古、李德的“三人团”把持军事指挥权，极力主张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意图很快被蒋介石发觉，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准备将红军一举消灭。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湘江一战最为惨烈，红军损失过半，由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避实就虚，向敌人军事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人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改弦更张，支持毛泽东进军贵州的主张。博古、李德等迫于形势，勉强同意，但仍顽固坚持到湘西建立根据地。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于是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进军贵州是红军唯一正确的出路，他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认为到湘西建立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不现实，必须放弃既定方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由此决定向遵义进军的作战方案。这一决定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打乱了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消灭红军的部署，把10多万敌军甩在湘西南，为红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  

红军在黎平进行整编，重新组织战斗力量，突破了黔军的清水江防线，连克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抵达乌江南岸。博古、李德等只是把进军贵州作为权宜之计，仍主张“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猴场（今草塘）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人主张抢渡乌江，占领遵义。乌江素称天险，高岸深谷，水势湍急，咆哮的江水吼声雷动，对岸敌军封锁渡口。红军分三路进攻，中路在瓮安江界河一带强渡，左路占领上游的茶山关，右路进占下游的余庆回龙场。红军战士不畏天寒地冻，跃入江水，却因水急浪大无法泅渡。3日上午，3只竹筏继续跟进，“22个红色勇士”杀开一条血路，守敌全线崩溃。在江界河架起浮桥，红军迅速过江。从老虎洞突破乌江防线开始，经过5天时间，红军在东至回龙场、西至茶山关200余里乌江防线上节节胜利，向遵义前进。强渡乌江，成为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战斗意志，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长征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黎平会议的正确决策，也因红军的胜利载入了革命的史册。 

（环境室支部/供稿）